调查显示非经济因素主导上海新生代民工求职意向

在上海待了还不到两个月，19岁的魏欢欢就回了老家。尽管上海很繁华，但她觉得待在那里“没前途”。

    两个月前，魏欢欢在上海一家快递公司做输单员，每月薪水1200元，还有加班补贴，并且包吃、包住；如今，她在江苏睢宁一家家具厂做淘宝网客服，在网上帮老板卖家具，薪水也是1200元，不管吃住，每卖出一件产品都能拿到提成。

    认真算起来，其实两份工作的薪资待遇差不多。但小魏对第二份工作明显偏爱，“待在上海就像个机器人，啥也学不到，也不用动脑筋；现在至少能有卖东西的成就感。”下一步，她打算自己试试开一家淘宝店，从倒腾家具起家。

    如今，像小魏这样外出打工“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把“自身发展”看得尤为重要。团上海市委最新公布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参与调查的950名在沪新生代农民工中，当问到“您为什么外出打工”时，“打工增长见识”、“实现自己的梦想”等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动机比例（64.4%）大大高于“家境贫寒”、“要发财”等经济取向的比例（35.6%）。

    晋升机制明确有在岗培训的企业“用工不荒”

    从去年年末至今，东南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一些大中城市建筑工人越来越难找了，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也越来越少了。

    然而，在江苏无锡的一家纺织企业，“用工荒”现象却从未出现过。该企业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多年来的员工流失率只有10%左右，很多员工不仅在这里安心工作，还会把老家的亲戚、朋友介绍进来。

    这得益于企业内部一套明确的务工者晋升机制，只要员工干活出色，就能一级一级往上升，待遇、地位一同提升；另有一套完善的在岗培训体系，只要员工有需要，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自办的技能学校参加各类免费的课程培训。

    “我就是冲着‘培训’来的。”衬衫制版条线的技术负责人郭军伟5年前“低薪”跳槽进入这家企业，当时工资较原单位低了近1000元，很多和他技术不相上下的兄弟们都笑他傻。

    然而，5年后，他在企业自办的技能学校学了CAD制图软件、服装打样制版等技术，还学了企业管理，从一名普通操作工一直干到技术负责人。前不久，他还作为优秀员工被送到太湖工人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星期。

    现在，当初那些嘲笑他的朋友开始羡慕他，“有没有培训就是不一样。”

    调研报告显示，“技能培训”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的一项用人单位福利。受访者中25.2%的人表示自己最关注“技能培训”，17.2% 的人提到“包住”，14.8%的人提到“包吃”，13.8%的人关注“商业保险”，11.9%的人关心是否有“休假”，另有3.8%的人提到“旅游”。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开支比例来看，“学习培训”（4.9%）也成为继“生活开支”（55.1%）和“寄回家里”（30.3%）两项最大开支后，占其收入分配最大的一项花销。

    代表、委员建议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免费技能培训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相对迫切需要技能培训的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一些政府提供补贴的技能培训机构招生情况却并不理想。

    “开招一个多月了，大概有七八个人打电话来咨询过。”湖北一所专门承接“两后生”（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编者注）技能培训的中职院校师训处老师告诉记者，尽管政府给予每人每期培训1000多元的补贴，但来报名的人还是不多，“毕竟自己还要出一两千元的食宿费用，有的人就干脆出去打工了。”

    记者发现，很多新生代农民在外出务工之前就是“两后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错过了政府出资补贴的技能培训机会，打工一段时间之后，要想重新“回炉再造”，就必须“费用自理”了。这笔“费用”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技能再提升培训的障碍。

    24岁的蒲欣惠已在上海打工6年，其中有1年半的时间她参加了团上海市委提供的“共享阳光”慈善就业培训项目，自己一分钱都没有出，拿到了物流管理专业文凭。

    “如果当时要自己出钱，我可能就不去了。”蒲欣惠考虑的问题很实际，平时工作很忙、很累，没有时间参加在岗培训。自己出钱参加全职培训，又害怕“赔不起”，赔了原有工作、赔了上课学费，还有可能培训后找不到好工作。

    蒲欣惠是幸运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共享阳光”项目运行3年来，共累计招生568人，而上海的外来务工青年人数可能早已破千万。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郗杰英通过调查发现，当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育培训的主体和责任不明确，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接受过教育培训。其次，教育培训的内容针对性不强，培训内容与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和个人兴趣脱节，缺乏实用性。第三，教育培训的师资力量薄弱，形式单一，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他建议，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要明确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责机构，将教育培训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具体方案，明确职责任务。同时，结合农民工的就业意愿和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培训和基础素养培训，实现教育培训内容的多元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职业能力总体偏低，就业能力的限制使其无法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他建议实施农民工国家培训计划，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工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