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跨世纪青年素质提高的一点思考--也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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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世纪青年素质提高的一点思考--也谈国

一

　　国民性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鲁迅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因此弃医从文，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在肯定国民性的优点时，着重分析批判了中国国民精神的痼疾，主要是长期皇权统治下形成的奴性，引起了重视。这以后，由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由于在十年浩劫中红卫兵的表现，在80年代又曾引起了学术界对国民性的讨论。

　　二

　　今天，人们将共和国分成为五代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第一代，出生在二、三十代的被称为迎接解放的第二代，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第三代叫红卫兵的一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四代是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的一代，第五代出生于八、九十年代，被称为独生子女的一代，又叫"新人类"。

　　早在1988年张永杰、程远忠著有《第四代人》一书，认为第四代人的个性特征是改革开放时期赋予的，第一个显著之处是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作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这一代人如何"高扬自我--对传统社会的反动。"当然，在书的最后作者写道："从对理想未来的期望来说，我们盼着第五代人压上来，因为它将表明我们的过渡时代很快地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将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第五代人当然诞生了。杨雄的论文《第五代青年价值观特点和变化趋势》，对这一代的优点作了概括：1.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和能力非常强，思维独立，具有批判精神。2.注重自我形象、自信、富于同情心。3.有较强的平等意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4.热心社会活动，有较强的公民意识。5.相信事实。6.积极的休闲态度。不要说别的，只说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较强的公民意识这两个方面，相对于鲁迅所说的具有精神病态的中国人来讲，真是"新人类"了。果真如此吗?

　　三

　　今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道德中国》一书，书的副题是"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优思"。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叫"迷惘的一代"，是谈青年的。这里收集了陈升的论文，题为《青年的能力困惑向道德建设提出的任务》。文中说：三年前《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个伦理问题》，陈升认为这些困惑在青年中仍然存在。为此他作了注，照抄如下：这一类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有：《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些吗?》(《中国青年》1997年第7期)；《为什么找不到一个纯情女孩?--一个纯情男孩的天问》(《中国青年》1997年第9期)；《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中国青年》1996年第10期)；《请听听一个"坏孩子"的倾诉》(1997年11月28日《首都公安报》)；《大学生如此丑陋》(《海上文坛》1997年第1期)；《少年英雄为何流落街头》(《人间方园》1998年第3期)。

　　这些材料揭示的问题，其发生有社会的原因，但作为当事者的那些青少年，他们的精神状态仍然是令人忧虑的。这是一部分当代青年素质状况的缩影，同时说明国民性中的某种劣根性的存在。

　　四

　　"自我"一词，从80年代开始流行，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在青年中尤其时髦。《第四代人》一书中说"由'自我'构成的各种词汇是他们理解环境世界，描述心灵世界和表达'我'与'他'(它)关系的重要概念"。作者还列举了两组属于两代人使用自我的不同词汇：

　　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改造

　　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实现

　　与丧失自我的前辈相比，正如作者所说，他们是"高扬自我--对传统社会的反动"。应该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选择的自由度确是逐步增加。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使他们尝到了重视自我的实惠。但是，能否说他们因此就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呢?

　　关于自我意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都有不同角度的解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我意识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过程。赵泳在他所著《社会自我意识研究》一书中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生理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最后发展到心理的自我。"简单地说，生理自我是自我意识最原始的形态，它是个人对自己躯体的认识，婴幼儿就开始并基本形成。社会的自我是少年时期的事，通过学习主体开始认知自己的社会角色，各社会角色的相互关系，并产生某种情绪体念。更重要的是开始认知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尽量符合社会的要求。这个阶段由于受社会文化影响最深，是"客观化时期"。从青春期到成年是心理自我的发展阶段。主体开始用自己的观点观察事物，以经过自己思考过的主观态度、兴趣、理想作为评价事物的依据，开始形成了个人价值体系，有了个性色彩与自我理想。因此是自我意识主观性的扩张，是"主观化时期"。与赵泳这样描述过程不同，科恩在他所著的《自我论》一书中，提示了"自我性"的结构模型：

　　科恩认为，上述每一要素各有相应的特殊心理过程：与存在的自我相应的是自我调节与监督，与体验的自我相应的是自我感觉，与概念的自我相应的是自我认识与评价。这种内部结构的划分很有意义，因为就"自我"的存在而言，的确有层次上的不同，自我意识因此也有不同的层次。"概念的自我是最深层的自我，它需要人们运用理性的反思才能认识"。赵泳在他的书中接着说，就个体自我意识而言、伦理范畴的发展是其自我意识确立的重要标准。因为评价需要一定的标准、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个体习得社会伦理规范，建立评价标准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自我意识。

　　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或结构层次来看，不能说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并在行动中有所体现就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就拿上述《困惑的一代》中提到的例子来说，那个老板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下海，赚了钱又回乡办商场，面对着多方面的敲诈勒索，坑蒙拐骗，以及索贿甚至要求提供妓女等事，发出了"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些吗"的困惑。这说明他虽然在反思，但缺乏足够的理性和伦理规范，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自我意识尚未完全确立。因此他还有两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是被丑恶同化，甚至在此之后又去欺悔别人，显示出十足的从众性。《请听听一个'坏孩子'的倾诉》，则是一个已经被社会的丑恶同化了的少年，希望改变自己但缺乏行动，应该说他已有了自我意识，但并不稳定，更不要说诉诸行动了。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学校与传媒的正面宣传，另一方面是家人与街头的私下议论，对"客观化时期"的少年，对仍在困惑中的青年，只会引发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与帮助他们从困惑中觉醒，确定自我意识，而不是过早地肯定他们的成熟。

　　建立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认识自我。自我意识就是对主体的自身本性、需要、本质力量及活动本身的认识。如果自己对各种需要缺乏比较，对自身能力强弱缺乏分析，对自身性格特征缺乏了解，那么试问凭什么可靠资料去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以达到自我实现?但是，古今中外的学者都认为认识自我是最难的事情，它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不断积累在认识上发生质的变化的结果。在这里主体是否勤于和善于思考，以及思考时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是关键。所以洛克认为，人们只有进入成年，积累了生活经验和外界知识时才能开始严肃思考他们的内心活动。因此他认为"有些人根本就难说有过这种思考"。这种对自己的内心活动没有思考的人的确有，那些十分傻气的书呆子就属于这种人。缺少甚至根本没有对自我内心活动的思考，就不会有主见，实质是愚昧无知。要改变这种状况，重新认识自己，只有积极投身实践，在重大事件或挫折中获得那种特殊的体验，深刻地解剖其中的自身原因，借鉴间接经验和文化知识，不断进行自我评价与自我批判，建立经常思考的习惯，上升到理性，得到对自己与社会的真知。24岁时的冰心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中写道："总之，生命路愈走愈远，所得的也愈多。我以为领略人生，要如滚针毡，用血肉之躯去遍挨遍尝，要他针针见血!离合悲欢，不尽其致时，觉不出生命的神秘与伟大。"如洛克所说，青少年时期较少遇上这种特殊的体念。正因为如此，帮助他们懂得认识自我的重要意义，在各式多样的体念中学会不断反思，养成思考的习惯，战胜自己，完善自己，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正是青年研究重要的课题。

　　五

　　"公民"一词不是中国传统的概念，引进到中国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这里引用李慎之先生在今年第3期的《改革》上发表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的一句话："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原因何在?在该文中有一段原话全文介绍如下："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公民意识?原因就在于自从泰始皇以来的二千二百年间、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直是专制主义。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顺民规矩。只是在农民革命引起的激烈社会变动中，才经受到'造反有理'的短暂破坏。然而农民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又照原样建立起专制主义的统治。到了二十世纪，这一套才受到某些质疑而有所松动，但是由于它的根子太深而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所以中国的'国民性'始终没有能摆脱鲁迅所抨击的阿Q相。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

　　应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对培育公民意识的作用。勤劳致富，发展生产与商品经济从来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个体与民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用工制度的改变，打破了大一统的僵化结构、使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流动成为事实，减少了人身的依附性。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由于成长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环境，他们不太知道忧国忧民，也不在乎边缘状态，更注重追求一些如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个人兴趣、工作岗位等具体的目标。尤其是独生子女，传统家族专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很小。培养得当，可能为形成独立的人格提供相应的条件。还有关心环境保护、热心公益事业等等。但是，这都只能是公民意识的萌芽。按李慎之先生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概要提到的，现代公民应该是能自尊又能自律，能自强又能自胜，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又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他应具有起码的社会公德、还应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等等。这些公民意识的成长仍然离不开经济与社会的环境。在现实中，青年公民意识的成长受到不可忽视的障碍。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事例。《道德中国》一书第181页刊有于绍良先生受《中国青年》杂志的委托，采访两位大学毕业生放弃城市生活，回乡投身建设的事迹的文章，最后他写道："张君恪守他的人生理想、矢志不偷，然而远不如李君那样已经初步改变了家乡面貌，给父老乡亲带来了福利和实惠；李君壮志初酬，事业如日中天，却不能像张君那样保持完整的人格，一身正气……"他发出了哪一个更圆更亮的感叹。我们1985年访问日本时，就日本"新人类"的问题拜访了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她的回答大意是：当"新人类"参加到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去的时候会被吸纳改变过来的。对于希望这代青年具有较强公民意识的人来说、这个论点不是很值得深思么!

　　李慎之在其他的文章中还论述过：没有一大批独立自由的个人、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自尊自强的个人，知识经济是搞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大政治、文化改革的力度，来提高当代青年的素质，或者说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和自我意识的确立来自于自我反思一样，社会的变革也只有来自对历史的反思。西方近代的发展源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中世纪黑暗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可喜的是，近20年来一批精通古今中外很有思想的年轻学者正在成长。当代青年对五千年尤其是近二百年历史的反思将是异常丰富的。

　　在此引用余杰的《说还是不说》一书中谈到鲁迅立人思想时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他写道："在旧体制与新物欲双重压力之下的世纪之交，隐匿的'立人'思想有了一次显现的可能。它的显现，也许能够创造出不同于时下报刊描述的所谓'新新人类'。鲁迅说'救救孩子'，但我们有没有资格这样呢--在救出'自己'之前?"我们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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