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1. 沟通科技与社会建构

问题意识

当代沟通科技的进步，不但改变人类社会互动与沟通、肯认的环境，也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实践内涵；在社会学上则直接牵涉到人类每日生活的互动、认同、社群组成与政治实践的方式。

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Internet作为新的沟通媒体，侵入并形朔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结构，同时影响人类沟通的实践领域。首先我们将探讨Internet逐渐成为人们每日「视为理所当然」之生活形式的一部份，对当代意义下「社群」 (Gemeinschaft) 和「公共领域」 (?ffentlichkeit) 的冲击。核心问题为：哈伯玛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与沟通模型，是否仍适用于九○以来崛起的网际网路沟通行动；或者，它应典范转移于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多元、分散、异质以及去中心的沟通与社会认同建构之观点。相应的，笔者将从权力策略的观点提出「论述底社群」 (Diskursive Gemeinschaft) 和 「论述底公共领域」(Diskursive Offentlichkeit) 两个概念。

另一个重点在于，当我们考察Internet构作新的人类沟通实践领域时，除了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点，强调异质与去中心的实践特性外，我们必须要再注意到具体的历史时空脉络。当人们在Internet上根据「文化策略主义」采取社会行动与沟通选择时，其实是在一个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结构下进行自我实践的策略。因此，我们将针对基因食品事件之研究提出「风险社会」观点作为宏观架构，来思考微观面上人类在当代社会行动实践意义、方式，以及其面临吊诡的困境。特别是针对沟通媒体的领域，笔者将讨论分析当代大众媒体所构成的「风险沟通」 (Risikokommunikation) 效应，并进一步提出广义的「风险的公共领域」 (Risikooffentlichkeit) 观点。这个现象，也必须比较和考察经由Internet科技而崛起之双向互动的沟通情境：网路参与者如何重新取得发言的位置和论述的权力，同时经由基因食品事件之介入、沟通与运动组成其社会认同，并创制一个多元、论述的实践网络。

1.2. 科技、沟通与社会建构

网际网路作为一个资讯传输、中介的科技，原本就具有社会连结的意义。它不单纯的中介人与人、组织、社会的沟通，同时也形构社会关系。科技，如盖伦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一开始是人类的辅助物，它强化并支配人们社会生产的功能，因此成为人的第二自然 (Gehlen 1990:16)。在这个意义下，科技成为人类每日生活行动的一部份，它渗透、形朔人的日常生活 (Winner 1986:7; Rammert 1993:51)。在这个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下，人们每日浸染其中，习以为常。从积极面而言，社会意义因此被稳定的建构出来；从批判面而言，当科技的进展逾越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承受能力，解组并冲击到原先社会的连带，这时就存在风险。

所谓风险意味著危险加机会。当代社会的特性在不同科技领域高速进展之，属于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结构，其充满相对的复杂性、不可透视性和不可控制性。网际网路科技的兴起，本身也成了建构这风险现象的一部份。首先，它所冲击到的是对社会真实建构的问题，并由之关涉到社会认同的问题。网际网路本身所根据的数据化资讯科技，在传递讯息、影像及模拟真实等，皆逼真而足以混淆视听。布迪亚即指出，现代社会的真实已消失在符码中，资讯传输所生产的超真实已取代原有真实实在。因此，社会现实内真实的意义内爆，丧失了其原有社会意义的解释与功能 (Baudrillard 1983:5,11,45) 。从这个面向来说，当代社会领域内的互动、认同皆失去其确定性，因为人们不再信仰其所感觉的真实性 (Virilo 1989; R?tzer 1996:320; Capurro 1995:40; Reck 1996:238)。

相对于上极端的立场，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真实的社会意义本来就是一种建构的过程 (Luckmann & Berger 1980)。如果我们回到康德认识论的立场，我们应可以同意「物自身不可知」的原理，人们仅根据其知性去对现象材料进行有限度的掌握。同时，根据韦伯的观点，人们并无法掌握社会的整体而进行全盘式的理解，社会科学所掌握的毋宁如沧海之一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本身就充满许多符码，不同的社会真实经常在不同的符码场域中被赋予和建构出来。人们仅是经由对这些符码主观和客观的认识过程，结晶为一个共同肯认的社会真实。布迪亚的观点，只是凸显在资讯高科技时代，社会意义的解组和重构相对的加快其变迁速度，原有社会既存例行化的意义经常被置换，造成现代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中，也使得人们的社会认同产生漂泊的困境。

作为资讯科技，网际网路相对的具有社会连结和扩延的功能。从科技和实践哲学关联的角度，科技 (Teche) 的古典意义为对事物的认识 (Wissens) (Halfmann 1996:55; Capurro 1995:55)，它与人类的生产能力 (Poiesis) 共同牵涉到了社会实践 (Praxis) 的论题；也就是涉及到人类社会行动与社会认同。网际网路的快速扩张，不但直接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渐影响人们行动的面向。特别是人类社群生活和公共领域两个实践面向。这个核心的思考点，在于网际网路科技本身的特性。它透过传输资讯革命性的突破，直接介入了人类的沟通行为，透过电脑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某个程度上是被中介。但这个中介的意义回然不同于大众媒体所支配下的沟通行为。从存有诠释学的观点而言，网际网路连结人们无远弗届的沟通网络，使得个人从一个单一的立足点，能扩展到其存在的世界之网。这个过程带动了人们「视域」 (Horizont)的提升，并延展了人对社会世界意义的掌握 (Sinnerweiterung) (Derrick 1997:145)。在当代，由于专家代议体制式的大众媒体，切割了人们沟通实践的环境 (Habermas 1990; Hunziker 1996:117; Rodel 1996:67)；因此，相对而言，网际网路所构成的社会网络，重新提供一个互动的场域，弥补了现代社会逐渐破碎的社群生活。　

互动的媒体与大众媒体

网际网路科技直接的冲击到沟通这个概念。它之与传统大众媒体（如电视、收音机及报纸）主要不同，在于其具有互动、回应的特质 (Rogers 1986: 34; Steuer 1992:90; J?ckel 1995:466; Lull 1995:111; McQuail 1986:8) 。Goertz 曾比较两个对媒体互动性的相关研究，并陈列出网际网路和大众媒体在互动性上的强弱与不同：对个人而言，网际网路提供了参与、互动的主动功能；而大众媒体则指使人成为被动的讯息接收者，乏于回应的空间 (Goertz 1995:483)。

因此，就媒体的社会效应而言，大众媒体所扮演的不谛为一个观念的引导者；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掌握并支配了沟通权力，排除了私人参与互动的机会。

互动的网际网路使得社会沟通如何可能？沟通行为与互动紧密关连，沟通不谛以社会互动为基础。传统上，社会互动为一种面对面的交往形态，就如高夫曼所指出的，人们透过在场的自我呈现来发展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并赋予相互期待的社会角色 (Goffman 1996)。这个既有的互动形态，在网路上则重新被审视其可能的沟通意义。许多相关的研究皆以传统面对面互动典范为基础，相对地提出了电脑中介沟通 (CMC)、Telepresence等概念 (Buhl 1996; Baym 1996; Jackel 1994; Kiesler & Siegel 1991; Palmer 1995; Jacobson 1993; Rafaeli 1993)。从这些观点，他们指出在网路上另一种互动的仪式和内涵。

我们则将近一步的思考，在这种高度匿名、去社会阶级、地位和角色的沟通网络上，其社会秩序为何？外在社会权力关系是否可移植于上？另一个焦点为，在这种去权力关系的沟通媒体上，人们所建构出的社群意义为何？他们是否能藉由此讨论、互动的社群关系，发展其在网路上公共领域的意义？

沟通媒体和社会建构

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集中于两个重点：一．网际网路所建构社会真实的意义；二．网际网路的互动特质，提供人类沟通实践的可能性。我们将首先在这节中，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讨论在研究中如何掌握网路和沟通实践的关连。其次，于第二节中提出一个新的沟通实践观。

网际网路的崛起，冲击并改变人类当代的沟通模式，从媒体人类学的角度这是相当可以理解的。媒体、沟通与社会三者关连紧密，媒体作为一个中介，联系人与人的沟通，并组成了社会交往、互动的模式。同时，其也牵涉人的行动方式与行动意义 (Reck 1996:239)。媒体的改变最初指涉到人对外在环境的认识，人透过媒体认识环境、社会，并由媒体的中介，进一步稳定社会沟通模式，也决定沟通的规则。因此，媒体形态将决定社会实践和意义的创制。网际网路科技所形构的沟通模式，不但解消了当代大众媒体单面向、中心化等操作危机，提供沟通者异质、多元的立场；更重要的，人类将重新返回掌握沟通主体的权力，透过发言，争取自己的社会权力。

沟通科技身并非一个自主的系统，它无法自我再生产，它的演化毋宁是依存于社会脉络的 (Halfmann 1996:91)。从系统理论的观察而言，一个社会沟通系统的自我演化，必定关连于其所依恃的政治、经济系统（如大众媒体依恃于政、商的支配操纵）。当政治、经济系统的再生产影响到沟通系统的环境，则将刺激媒体的的演化。举例而言，当一九九三年，美国副总统高尔为了保持美国在国际上竞争的首要地位，因之规划资讯科技发展为美国未来高科技重点，促使了网际网路快速蓬勃的发展。这个以政治、经济系统为支配性发展的现象，也说明了当代社会的风险意义 (Beck 1986, 1993:265)：科技的发展沦丧为政治、经济的附庸，丧失其健全、自主的环境。网际网路的崛起，因此并非一个单一的科技现象，其涉及的不仅仅是科技进步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整套社会关系的体系。

就此，笔者藉以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取向，提出思考网际网路与当代社会沟通实践的六个切入点：

网际网路科技工业的兴起，反应了社会发展过程及其矛盾。网际网路科技所带来的冲击效应，不但为当代已相当复杂的沟通环境投入变数，更添加当代社会的风险效应；尤其它加速了世界各地社会结构全球化的变迁，迫使当代工业、经济及社会文化面临重新再结构化的问题。

　 网际网路与当代的沟通问题为一个结构化的变迁，而非暂时、单一的科技现象。当网路逐步如其他沟通媒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形式条件，侵入人们的社会认识、沟通意识之中，不但改变人类沟通行动的认识观，也影响到既有社会的制度化形式。特别是对于当代由科技官僚统治的政经和科学的代议体制。由本研究在网路上对基因科技食品的抗争及串连现象，可以指出它们同于七○年代崛起的新社会运动对抗父权式的科技官僚统治形式；但它们更具草根性、全球性。

沟通秩序的形构在于一个动态的社会学习过程。科技对于人类本来就是一个适应、学习的过程 (Latour 1992:258) ，人们从旧有的行为方式、习惯逐渐取得对新事物的掌握感和例行化规律。别于传统隐藏于社会权威机制之下的面对面互动形式，网路上的沟通行动显得更自然和去权威层级化，再这个新的形式中，人们于互动中学习冲突、容忍和培养认同 (Barber 1994:125)其所建构出的社会秩序将别具意义。也就是说，在当代直接、多元民主理念下，网路上沟通论述的异质性、冲突性及多重主体性，反映社会的多元复杂，也呈现代议民主机制的不足。这个形式的沟通行动，事实上也建构了多元、异质的社会现实意义。人们根据不同的问题脉络、社会文化基础或意识形态策略，透过网路上的论述，建构不同的社会真实。

　 网路上的论述行动作为一种权力策略。在网路上自由发言与去权威层级，使得参与者本身作为发言的主体，重新夺回他人代议的权力。论述成为很重要的关键，根据参与者自我的理念、见解和他人冲突、交换与妥协，取得了对特定事物主张的权利。这种论述诠释权的取回，不但更能深化自我对社会事务的认识，也构筑认同。

网路上的论述行动作为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力策略行动。根据这种去层级、匿名性的互动，论述变成很重要争夺诠释霸权的工具，参与者根据不同利益、见解与他人冲突、交换、妥协，尤如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经由这个争夺过程，网路上的秩序和暂时的共识方能保持。因此，从哈伯玛斯的沟通行动观点来分析网路上的实践活动，并不完全贴切。　

网际网路上公共领域的建构

一般而言，社群和公共领域经常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学概念范畴。传统社群指涉的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透过固定制度性的安排，根据互相的利益进行直接的互动，由之建构出一套含有共同情感和理念的社会丛结；在这套社会关系中，承载著团体在政治、文化及历史事件中交汤结晶出的共同意义。因此，传统社会内，人对社群的归属感相当强烈，人们是根据社会连带进行其行动（Effrat 1974; Stacey 1977; Calhoun 1980; Etzioni 1991; Jones 1996）。在现代，由于社会高度分化与快速发展，社群逐渐面临瓦解。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则源自于古代希腊雅典时代的Polis精神，其理念强调公民每日可以任意在市集 (agora) 上自由的发表言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根据这个古典的理念，社会私人的领域与公共领域原是不区分的，政治经常被理解为社会公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事务之一。公共领域因此是「一个在公共空间的实现，在这个空间中无数的观点同时的出现，并在其过程中产生一个共同的意见。」　(Arendt 1996:56) 近代以来自由社会的公共领域，依据哈伯玛斯的考察，最早源自启蒙时期「布尔乔亚」式的公共领域，其表现在沙龙政治及报业上。其公共参与的特徵为同时性、自发性所有议题可能性及不排除性。公共领域的实践因此是当代民主社会体制重要的基石；但因它逐渐腐蚀在大众媒体的操纵支配下，哈氏因此呼吁重建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Habermas 1990:267; 张锦华1997:9)。

选择这两个概念作为对网路社会实践的考察，在于它们理念的亲近性。当代社群及公共领域同样是面临沟通实践的危机，这个问题的核心要旨便落于社会认同的问题。社会认同的严重落差与迟滞，起于社会沟通的不顺畅，人们因此无法藉由沟通的程序关心和学习公共事务，因而变得冷漠自私。进一步而言，制度面向意义下的沟通管道及沟通内涵形式是检讨今日社会沟通与认同之钥。科技官僚和大众媒体等沟通代议体制正是导致当代认同、社群及政治实践危机之因。如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代议政治之批判 (Honneth 1993)，或如Latour倒过来所指出「权力就是知识」的统治 (Latour 1995)，明白的显示一旦人们日常沟通参与形式空间被取代，或者在日趋复杂的专业知识中形成一种乏于社会理性监督的统治权力，则人们的沟通掌握理解现代事务的能力愈趋薄弱，而认同社会的动机也将逐渐失去，终至导致当代社群和公共领域实践的危机。

从当代的眼光来看，当个体和社会丧失沟通的连结，一个社会认同的危机便会出现。当代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就是处在一个社会沟通被宰制、公共参与无法贯彻的情境之下，从而无法屡现民主的实践。网际网路科技所涉及的同样也是社会沟通和认同的问题，作为一个最新的沟通科技，它是否承载既有社会关系中沟通与认同的危机，或者人们必须以新的眼光重新掌握它连结社会的意义，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新的沟通实践观

面对这个严肃的质疑和挑战，首先笔者企图就网际网路沟通互动的特性，考察其社会建构的意义，特别是其在社会行动领域中所构成的沟通实践之认识观。我们将从本体论、认识论及社会实践效应三个层次著手，分析并比较沟通媒体和公共领域在不同时期所构成的关联。

表一

　 本体论/空间

认识论

民主实践

市场、集会场(agora)

地域性/时间性/

互为主体性

自主/对话/去中心

直接民主/政治实践积极/认同社群

沙龙、咖啡屋

地域性/时间性/

互为主体性

自主/对话/去中心

直接民主/政治实践积极/认同社群

早期报业媒体

地域性/时间性/

客体性

讯息接受/中心化

代议民主/沟通实践消极/认同趋弱

大众媒体

跨地域性/时间性/

客体性

讯息接受/中心化/操纵化

代议民主/沟通实践消极/认同危机

网际网路 (Internet)

跨地域性/去时间性/互为主体性

自主/对话/去中心/匿名性

直接民主/政治实践积极/认同多元社群

从本体论而言，希腊雅典时期的政治典范，是建构社群认同及公共领域良好的模型。它们具地域性、时间性与互为主体性，公民在市集 (agora) 上自由自主的表达其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使其对社会有强烈的连结与认同感。因此，其「在世存有」的意义是积极的、充满与整体社会联系的实践观。这个连结在启蒙时期尚保持住，但到了大众媒体的时代则相当的脆弱。大众媒体传输讯息经常强调其客观、专业的形式，它取代也支配了一般人收受、分析讯息的角色；消极、被动的讯息接收者在这个制式化的过程中往往对复杂的社会事务停留于浮光片影的感觉，因此无法透过主动的沟通参与达到其社会学习与认同的效果。人们经常变成一般社会事务的门外汉，与社会的连结感相当低。

网际网路所构成的社会网络首先和大众媒体一般，具有全球性的性质 (Harasim 1993a, b)。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在于社会自我呈现的时间、空间暂时性限制被打破，网路参与者随时随地的进入、争取发言的机会。并且，在他们的发言互动中呈现其多元、异质和互为主体性的特徵，其同时构成特殊的连结感。这个连结感尤其在对特定事件的争议讨论中构成一个讨论的、意见交换的社群。于这种多元、异质的网路社群中，使得参与者从其原本脆弱的在世存有感，找到自身可加入、立足的公共场域，重构自我对世界的认同。

从认识论来看，最早希腊雅典时期的agora形式，表现出公民自主、对话和去中心化的参与形式，这个传统同时也保持在启蒙时代的沙龙政治之中。在大众媒体出现的时代，社会参与和社会认识则大部分被锁定在媒体支配者的讯息分配上，和专家论述议题的正统性上。自主对话的参与形式在大众媒体上无法发挥、也鲜少被鼓励；相反的，讨论议题的决定和选择常常保留在操纵的形式中。

网路参与者的实践观往往是自主的、主动性的。它们根据自己的立场，无论是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选择自己关心、喜爱的场域投入对话和沟通；他们并不局限在正统、专业、伟大的议题论述中，而可以加入哲学讨论群、同性恋群、环境运动群、女性主义群、原住民群，甚至神秘宗教群中。在这种去中心化和匿名的参与形式中，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这种实践认识观是相当活泼，并具有辩证的学习效果。也就是参与者并不用完全受社会立场的影响，甚至将之当为先验的、设准的规定；相反的，它们是从做中学习、从讨论中发展出一个论述社群的逻辑。

就社会的民主实践意义，古典的agora参与正体现希腊雅典时期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在启蒙时期仍保留这一民主理念，虽在实践上仅能强调公共领域的功能。于大众媒体时代，一方面代议体制渗透并制度化社会各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媒体承载其第四权的社会功能，使得公民乏于直接民主参与的管道；相对于之兴起「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kratie) 的理念 (Habermas 1994:151; Forst 1994:178)。作为一个现代直接民主的类型不但反应了当代代议民主体制之不足，同时也适用于网路上的社会实践面向。网路参与者透过其对某一特定议题的投入与经营，建立具目的性、对话性的讨论群体，在这个程序中，它们冲击到旧有的社群连带观点。经由在网上直接的、商议的实践对话，它们建立的其实不只是一个虚拟的社群 (Jones 1996; Rheingold 1993; Baym 1996; Beniger 1987; Benso 1996)，而是真实而多元的讨论社群，我们可称之为「多元的论述社群」，由之，进而发展出当代直接民主意义之「多元论述的公共领域」。

多元论述的公共领域

对网路上之虚拟形式的社群或公共领域观点的思考，其实是停留在传统定义的想像上。如我们前面所提及建构主义的观点，网路上讨论的、沟通的文字符玛或传递的交换讯息，所建构出的并非虚构的、拟象的社会形式，而是由参与者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真实的停驻、运用网路而成为一个视为理所当然的沟通形式与沟通场域。因此，网路沟通的场域正如同一般社会沟通的场域，而网路上飞奔的符码也正如一般社会呈现在我们眼中、耳中的影像或声音。它们真实的建构并加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同之处，在于由它们的沟通形式建构出当代民主实践的社会现实意义。

Bender (1978: 143)从现代的角度，批评了传统社群的观点。他指出，在当代社群的意义应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域性质上；相反的，社群在当代生活中应是社会网络的组成。在网路上，多元而异质的社会网络产生于人们沟通、互动与讨论的程序之中，它是由电脑所中介而形成的人际间沟通网络 (Buym 1996; Mackinnon 1992 ;Reid 1991; Carlstrom 1992)。

透过上述的实践观，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在网路上所构筑的社会沟通网络，是否能回复到哈伯玛斯根据古典的agora和salon形式在当代所欲建立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哈伯玛斯企图透过当代公共领域的重建，强化并弥补自由主义代议政治的民主漏洞。近几年来，它不断透过综合商议民主的理念，完构一套涵盖当代市民社会意义的民主理论。从沟通理论的设准出发，他假设了一个理想的沟通情境，据此来挽回由大众媒体支配而日益沦丧的的公共领域。哈伯玛斯虽注意到资本商业意识形态对公共领域的宰制，但他所提出的四个沟通理性设准，似乎仅停留在单一、普遍的理性、自律意义上 (Lyotard 1986:16,33)。许多女性主义者因此批评其忽略到对父权社会机制之社会理性的反省：根据何种理性逻辑、谈判利益？并且谁来决定谈判的议题和程序？(张锦华1997:11)

面对当代的沟通问题，我们同时必须在注意到两个面向：一是在当代由个人面对面所建构的公共领域已日益消逝；相反的，在网路上所建构出的电子agora是一个匿名、异质与多元的公共场域。若我们要求人们以在社会控制意义下的沟通理性，遵守网路上的游戏规则；不如将之视为一个自然状态，观察参与者在网路上的行为。同时，也注意外在社会脉络如何被带入网路活动中。

二是，语言本身就是权力，发言者本身就掌有影响事务的权力。根据福柯，有权力的地方一定就有对抗，权力渗透于各个不同领域。因此，在沟通领域中，谁能发言、谁主导发言与谁决定发言就成了很重要的权力争夺战。这个观点完全回然于哈伯玛斯沟通理性的预设，而在网路上的沟通行动本身就无法单一的进行这后设的沟通预设。也就是说，在网路上的发言规则并非一开始便规定下来，而是每个有权发言者，根据其论辩、冲突、排挤与妥协，所构成共同同意遵守的共识、习惯或规定。这个过程似乎拟同于涂尔干所指出「非契约的社会契约形式」。因此，沟通实践的意义不在于一个被规则化下的实践活动，而是一个经由多元论述的活动过程。我们称之为「网路上多元论述的公共领域」。

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而言，语言的呈现本身是一个自我建构，同时也是自我认同的过程 (Grodin 1996:6; McName 1996:149)。这个看法是相当接近于福柯之语言权力观。人们根具自我的发言主体实践，争取、学习及诠释自我对事务的认识和主张，并在其中建构认同，语言发展了社会认同，人们透过于语言游戏（维根斯坦）组成具沟通辩证意义的社群。在此意义下的社群，并非如现代主义者所强调一个稳定的、鲜少变动的社会客体，而是一个由语言实践自我认同意义下的持续建构过程。

从语言实践与认同的关连，将网路上社群的问题同时也联系到公共领域实践的问题。公民的实践活动和对社会的连带感，是基于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一但这个认同的符玛解组，社会就面临一个新的危机。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人们不禁要问当代社会是否面临认同片段化的危机？从涂尔干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解读为社会的集体意识是否瓦解？公共领域因此破碎化？回到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分析，其回答应会指出，现代社会的认同和集体意识并非瓦解，而是产生在分化的语言论述上，也就是其发生于现代社会多元分化各个领域之中，在不同领域的沟通对话中建构其多元的认同 (Turke 1996a:258, 1996b:158,173)。

后结构主义者这个乐观的立场，似乎可以相当贴切描述网路上的沟通行为，而据此分析出网路上的论述实践之去中心化、多元分散的社会实践意义。事实上，这个观点忽略了对不同社会脉络现实的分析，尤其是对现代社会各分化领域中社会权力结构与成因的理解，特别是当代政经权力结构的构成背景。而网路上的社会实践也必然是在一定社会脉络的影响下，进行其社会建构的意义

社会脉络观

后结构主义者主张去中化、多重领域的社会认同过程，强调不同社会族群、阶级、种族或性别等弱势者根据其利益发展多元主体的实践。基本上，其大体上认识了现代社会复杂分化现象，并且无法再藉由单一的实践来符合社会不同部门的要求 (Honneth 1990:170; Castoriadis 1990:193)。但由于后现代主义者拒斥中心论述的态度，因此常常过度乐观的强调多元主体实践的可能性，而忽略了支配现代社会分化的中心机制，即资本主义机制的操纵 (Kellner & Best 1994:277)。其观察失之毫里，差以千里。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高度分化性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化发展密不可分。高度的分工社会、科技的进步使得沟通领域也复杂而显得多样异质。也就是在这个脉络下，各个社会领域在一定的权力机制下，社会的连带和认同出现过度或根本的危机。一个社会意义的结晶化，从根本上必定是在一个社会历史脉络中所累积、沈淀的知识、习惯或规则性的现象内涵。人们在每日生活中所接触、感觉或规则化的惯习皆和整体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们理解在不同社会脉络下、根据不同事件将构筑一定的社会意义，其并供为下次行动的参考。因此，从微观面而言，个体对社会意义与认同的建构，正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

相对地，后结构主义者的主张，失之于未对具体社会历史时空的审视与考察，其虽指出多元认同的形式，但未认识到语言的呈现不但反映社会现实，但也从社会现实反省而出，尤其是当代人类语言的意涵充斥资本主义的符意和意识形态。

同时，一个自我反省性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策略的选择。社会脉络所提供的意义、规则和系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辩证再生产。他们像是一组文化的工具箱，由主体行动者根据其自我的反省挑选其一，作为自己的行动根据。于这个实践策略中，人们建构社会认同，并对社会进行再生产。

那么，在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我反省为何？也就是说，人们的行动策略如何可能？风险社会的观点正提供我们一个思考的进路。

当代社会系统高度分化，在系统自主的原则下，各个系统理性相互竞争、抗斥。一方面形成多元竞争的局面，但另一方面，高度复杂的专业分化导致不可透视性、不可理解性，人们因此失去对生存世界的掌握感。具体而言，贝克(Beck 1993:39,73,93,187)指出，在当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高度的发展，在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经济结合为庞大的支配体制，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尤其其透过科技官僚的专业支配，奴役并异化与人类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发展。在另一个面向上，丧失社会理性共识的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威胁及影响。其一，科技官僚在代议政治运作下的无能与推诿，使得人们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事务丧失信赖感与安全感。其二，当代高科技的发展以超出人类可控制的能力范围。同时，它具有低机率、高风险的效果，一旦发生事故，则对人类影响甚巨。例如三里岛与车诺比尔核能灾变，以及目前争议甚钜的基因科技。Perrow (1988:98) 描述当代高科技事故的机率为常态的现象，相当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无奈和恐惧。因此，在这种风险的生存状态，人们回过头来质疑现代社会赖以为基础的法制制度，政治代议制度，并企图夺回科技官僚主导政策及诠释的霸权。

从现象学的原则出发，纪登思 (Giddens 1990:21,29,36; 1991:215,109; 1997:132) 指出人类在当代风险社会状态下失去了其「本体上的安全感」，因为人们已经滑落了其对现代制度的信赖，从而在怀疑和恐慌中对现代生活感到一种陌生的命运感。面对这种在世存有于现代社会的焦虑感和陌生感，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去寻求自我认同和诠释的意义。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代风险社会中，人们自我反省的行动策略并非容易。因为它逼使每个人必须在繁复、异质的社会现象中赤裸的面对自我的决定，并且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人们虽然日益自由，但也日益面对风险。对于这个透过自我反省和决定行动策略的过程，纪登思称之为「生活政略」 (Life Politic)。生活的政略意谓著人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经由日常生活对公共事务的实践和参与来进行学习、掌握并实现自我并建构自我对社会的认同。它不谛是一个现象学式的生存策略，并以之来对抗当代社会环境高度的紧张与焦虑感。

综合来说，对网路上参与者的行动分析，不应仅是单纯强调其匿名形式下多元、异质的社会实践意义。其在网上所构成的讨论社群或公共领域，一方面反映一个新的沟通形式与自由实践的可能，另一方面呈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情境下追求一种自我生存、自我掌握的行动策略。因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外在社会脉络意义，当代风险社会对他们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考察他们通过在风险社会中的权力斗争。

论述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因习惯、例行化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事实上就是一般日常生活的实践 (Practice) 。它表现在一般生活内的活动、互动和日常对话中，并由此建构社会意义。网际网路逐步侵入每日的日常生活，人们将使用网路的习惯化约为一般日常的例行作息之中，并发展为当代的日常沟通形式。在网路上表现人们的互动，最主要在于其对话沟通上。因此，我们在此提出论述分析，作为观察网路上生活的政治实践之方法。

论述分析的科学产生于后实证主义诠释取向的传统，更根源于意识形态分析、修辞学、科学社会学及语言哲学的传统 (Hajer 1995:40)。 论述，事实上就等于日常生活的言谈、讨论，从其中人们形成共识性的理解意义。社会科学的分析，正是从其中掌握言谈的方式与规则和在一定社会背景脉络下一套想法、概念与范畴所代表的社会意涵。透过这套意涵的理解，可分析出社会意义的建构与再生产的逻辑。如同前述，语言、论述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现实建构。因此，笔者的观点正是认为在网路上人们日常的论述实践，构筑了多元型态意义的公共领域。经由论述分析，我们进一步的质疑，在网路上的讨论社群中，人们如何受到外在社会脉络的影响，依据他们的理解与行动策略的选择发展他们的生活政略，以对抗当代风险社会的迷失。

3.1. 「权力策略」分析

论述分析的一个重点在于哪一种论述处于霸权的地位，以及其为何处于霸权的地位？(Hajer 1995:43) 根据福柯的观点，其中涉处权力的介入：论述本身即是一种权力的展现。福柯在论述的秩序一文中强调论述「主体」及「位置」的重要性，指出根据论述权力的争夺，论述支配者经常透过不同的手段，排除和抑制其他论述权力的扩大。其不外乎禁止、限制并贬谪议题的产生或其重要性。同时，论述主体的位置也是争夺论述权力的关键之一，排除论述主体的方式往往是透过制度化的方式来进行，如限制他的发言权力、阻碍他的登场，或者运用议题的选择性程序来压抑他的表现 (Foucault 1976:114; 1980:126; 1991:16)。在纪律与惩罚和性意识史两本书中，福柯指出国家如何透过其精细权力仪式的设计，禁止、规范并排除另类论述的出现，而这个现象更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控制形式上。

同时，从系谱学的方法，福柯进一步的提出「权力的多元型态性」 (Foucault 1991:39)。权力，如同微血管般穿透身体各部份，展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论述不但生产权力，也成了抵抗权力的工具，权力无所不在，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因此，权力不只停留在国家的层次上，它到处遍布 (Foucault 1990:81)。事实上，福柯在此指出两个类型的权力主体：国家与个人。国家透过其精细权力仪式的设计，支配并排挤其他论述权力对自身的危害。也就是它生产一套特定的真理或意识型态，供人信仰与臣服，并维持其真理政权的地位。为了维持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每个社会因此不可避免的都有一套生产真理政权的机制。在现代社会，这套真理政权生产者的角色，可以说就落在专家个体的层次上了。他们透过专业知识和精细的制度设计，形朔现代社会的纪律与惩罚，尤其掌握了不可侵犯的专业论述以控制人的「生命权力」(Bio-power) (Foucault 1976:129)。

事实上，倒过来说，如果我们从福柯微权力的观点来看，争取发言主体和发言位置变得相当重要。发言者在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下根据其论述的参与、学习，发展自己权力的策略，以对抗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的宰制。这个类如纪登思之生活政治的策略，根本上也可应用来涵盖对当代社会风险的反省。

当代风险社会的宰制机制，不再单纯如福柯所描述圆形监狱对犯人或精神病患的隔离或监视手段，而是更赤裸裸地透过政治、经济对科技发展的操控，进行另一波对人类生命权力的控制。现代人类的生命权力落于科技官僚、专家或科学政策的支配者手中，例如，由生物科学所发展出的基因科技，其应用及渗透领域遍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面向，而经常涉及人类生命伦理、意义的争议。一九九七年二月底于英国成功研究出的复制羊Dolly一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生活政略和权力策略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的研究也别具意义。其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一是对外在社会脉络的掌握，同时也注意到外在社会事件对网路上活动的影响。从外在社会脉络的面向来看，基因科技食品在政治、经济与科学的结盟之下，形成一套科学的、专业的论述结构；但这套论述权力并无法从一开始便取得其正当性，真理政权时受挑战。其反映在欧体成员国公民的反抗结盟上（新社会运动）。同时，其也影响到网路上的论述霸权争夺；网路参与者透过讨论、串连、互相支援并构成实际的抗议行动，不但成功的促使社会重新的反省，也达成法制上监督的成果。

3.2. 「社会形构」 (social frame) 分析

接下来，笔者将讨论社会形构分析。在此运用「形构分析」(frame analysis)主要的意义在于一个社会的「形构」必须是透过语言、论述和其延伸出之隐喻意涵而达成。论述表意了一个社会内的形构，因为它是在一定社会脉络下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此，论述生产了意义，而形构承载、集合这组意义。同时，透过论述而组成的社会形构也涉及了论述权力的机制：它展现在政治制度和组织中（官方、非官方）、媒体及人际与团体内的互动 (Donati 1992:141,146)。简而言之，社会形构牵涉论述、意义与权力关系。笔者认为，它相当贴切于福柯之论述霸权与论述主体争夺两个观点。福柯指出了论述权力的重要性，尤其是论述位置的占有和论述真理的产生。形构分析则进一步的带领我们掌握论述权力的社会机制、论述真理的争夺和变迁之方法。

形构分析起源于对资源动员理论的批评，认为其指局限在政治结构对社会动员的效应，而忽略了微观面之社会意义生产。他们主张，必须重新审视社会运动中动员共识与认同背后文化意义的建构效应。同时，其研究集中于新社会运动，尤其对反核运动之论述形成过程有多贡献 (Donati 1992:136; Gamson 1989:2; Klandermas 1984:10; 1986a,b; Snow 1988)。

从形构分析的观点而言，政治现实本身是经由论述形构而成。论述在此被定义为由个人的对话发展为社会的对话，由不同的个人、组织、利益团体针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实践提出一套看法，或可称之为意识型态。因此，论述分析可视为意识型态分析的工具 (Donati 1992:156)。社会形构由论述组成，它代表一组理解 (perception) 、认知 (recognition) 及解释现象意义的范畴或结构 (Gamson 1988:222; Snow 1986:46; 1988; Rein 1991:265)。人们在特定社会脉络下，根据它而采取普遍或标准的判准或行动。在这个意义下，社会形构本身就被当唯一套既存先在的文化，由行动者承载并进行再生产。根据高夫曼对形构的定义，认为形构为一套「解释的基模」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其使得个人能设定、理解、认同并标签其在生活空间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因之，形构分析者经常运用这一原始定义，指出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互动和沟通的背后事实上隐藏了一组意义的结构，而它们直接指涉社会沟通行动与认同的关联。

同时，这套解释我们日常生活意义的范畴，或者称之文化，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结构样态。相反的，它毋宁具有辩证、再生产的活力。借用纪登思的观点，文化意义的形朔，毋宁是一个「结构化的历程」，「社会行动」 (agency) 与「结构」 (structure) 的关系往往是辩证的 (Giddens1979:66)。结构影响行动的内涵，而行动者于其文化的工具箱中任选其一 (Swidler 1986:273) 对结构进行反覆的再生产活动。如果我们再回到论述秩序的视野，可以理解社会形构也是产生于沟通互动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笔者称之为「论述的结构化历程」。也就是说，社会形构作为源头活水，由行动者在其论述的过程中再次的表达、生产和重构。透过行动和结构在论述的互动中转化了支配的规则。论述的主体在其论述的场域中，根据隐含的内在游戏重新获得争夺论述权力的角色和议题；在论述的角力赛中，重定游戏规则，并且企图重新改变、赋予社会形构的意义。回到福柯的立场，我们在这里所称之论述的结构化历程，意谓著没有所谓先验的结构规则，社会形构是产生于论述主体的机动性和实践中。并且，每个新的社会事件或脉络就成为论述形构的历史场域。

研究形构分析，首先必须掌握社会上一般论述的内涵和机制。研究者一开始便要理解和掌握当代社会核心形构意义为何，正视原先普遍的社会认知气候，并深入特定议题所掀起的认知意义 (Gamson 1988:222)。例如，现代社会核心的形构内涵为民主、自由与平等，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信仰下，人们寻求最大的福利；核能争议和反核运动持续的挑战，不断松解这套核心形构而使得社会普遍陷入不安的认知恐慌中，尤其重大的核能事故更激起人们寻求一套另类的论述形构。

在一般社会形构的争夺战中，政治制度、官方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媒体及个人日常间以耳传耳的对话互动等皆是重要的运作机制。一套社会形构，不但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我们的认知，更在当下促使我们行动的可能性。它正如Gamson所指出的，在形构的「价值增值」中人们更加的确定其所信仰的价值，并据此构成一个认知的社会现实，不断强化并支持它 (Gamson 1988:225)。因此，掌握这些社会形构的机制，往往是研究的关键。在当代，首先必须审查科技的代议制度，其构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经济利益结合组织；与之对抗的往往是资源有限的社会运动团体或弱势的个人。同时，媒体的传播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网际网路，在此脉络下，同时也成为创造社会形构的机制。它的沟通互动特性提供论述主体对社会形构进行再生产活动，因此，它与其他社会形构机制相互呼应。我们可以说，网路上的活动本身作为社会形构的过程，连结了社会其他复杂的机制、形构内涵，建构了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这是一个连结、承载、生产、

再生产、再连结的循环过程。因此，我们不但要重视网路上的社会形构意义，也必须指出外在社会形构与网路形构的关联性。

论述主体在参与生产社会形构时，不仅重视论述的位置和论述的议题，也注重论述的策略。在一个形构结盟过程中，形构的衔接、强化、扩大与转型不但确保参与者在论述程序中的稳固性，也达成社会动员的效应 (Klandermas 1989a:189; Snow 1986:47)。根据此，参与者不时的处于反省和应变的情境，并修正、调整与回头深化自己所认同主张的意义范畴中。社会形构因此不单纯等同于论述的提出，而是在多元、冲突的论述竞争中，透过结盟、转型与扩大的策略来稳固自我，在多元的论述中处于不败之地。

进一步的，我们如何来看待多元冲突的社会形构？其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讨论。一．每个社会同时几乎会有两套以上不同的、或相对的社会形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内，由政经结合体所支配形朔的真理政权，一般成为社会上常态的论述；相对之，由弱势者结盟所构成的，一开始往往被视为非常态、反常态的论述。面对在当代社会多元、冲突与异质性相当高的社会形构，要寻求一个完整的共识经常相当不易。人们只得从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来看待这些冲突的社会形构。同时，在暂时的形构冲突中，很难立刻决定谁是最后真理的霸权，因为，弱势者可能在历史社会事件中扳回其优势。在这些状态上，人们往往以持保留态度处理之。二．一旦多元社会形构冲突的复杂性，越过了其根本价值的界限，就存在风险。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从知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同意并肯定多元的价值，也据以为民主的根基。但一旦两组以上社会形构的冲突剧烈化，并因特定的社会情境或事件，毁损了人们认同多元价值的基础，我们就无法再以单纯的相对主义看待了。在当代，这个事实尤其反映在人类生活所具体面临的环境及生态问题上。当代社会高度复杂分化，其不可透视性、不可控制性往往超出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能力。在政治上，代议制度无法发挥民主的真义；科技专业领域上，专家的论述也经常陷入自我矛盾、互相争议的混乱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科技对人类宰制的潜在异化问题等等，使得人们丧失了现代生活的信赖基础。其也就是对科学理性与真理的信仰、对当代民主体制的信仰和对现代生活秩序观和进步观的信仰 (Rein 1991:284)。

当这些作为现代社会意义基础的「后设形构」 (metaframe) 失去了人们在思想与行动上的支持时，也就意谓著当代进入高度的风险社会阶段。因为，人们根本彻底的怀疑在这套资本主义机制下所构成的民主体制，以及由其理念所构成的社会形构冲突。亦即，社会形构的冲突不仅是表面观点立场的相异，而是侵蚀到原本共同信仰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根据。它的出路，在于人们不再恣意的依赖启蒙时代以来的进步意识形态，而是重新反省当代社会未来发展的共识基础。

一个当代风险社会的形构化过程，当然包含多元价值的冲突。但与原本工业社会民主体制典范的不同，在于一个追求去科技官僚、草根民主和自我参与决定的生活政治实践模型。这个行动策略企图重朔一个人们现代生存的后设形构，以为当代社会继续发展和人们行动意义的依据。

根据此，我们可以在当代风险社会内的社会形构竞争中，观察到两组以上冲突相当激烈化的价值论述同时进行著。但他们彼此之间已失去所谓的常态或非常态的关系，并且人们也无法再判断谁是论述的正确者，因为他们是根据两套相异实践的后设信仰。

从上述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反省在网路上论述实践的社会形构意义。网路上的社会形构冲突，也不仅代表两组不同形构内涵的竞争，网路的参与者承载著外在社会形构的基础，并与外在实践的后设信仰同时紧密关联。因此，他们的活动充满著于当代风险社会的行动策略或说权力策略。因此，作为根本信仰基础与其延伸出的社会形构意义之争夺战，将显得额外的热闹而基进。

我们可以以底下的图解，来掌握外在社会形构机制及内涵与其实践的后设信仰对网路上社会实践及形构的影响及关联：

组织 组织

机制 大众媒体 机制 网路媒体

个人互动 个人

外在社会形构 网路上的社会形构

( 内涵 ) ( 内涵 )

社会实践：公共领域的 社会实践：多元论述的

片断化 网路公共领域

（工业社会） （风险社会）

实践后设信仰： 科技官僚 v.s. 非科技官僚

代议民主 v.s. 草根民主

科技进步 v.s. 反省的现代化

这里指出本文研究的三个重要进路：一．形构机制包括组织、媒体及个人；二．社会实践的意涵；三．实践的后设信仰。

　参考资料

方念萱 ＆ 苏彦豪

1996 〈网路传播中的对话与对峙─以女性主义连线版的言说为例〉, 中研院社会所：《资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 1996

朱元鸿

1995 〈风险知识与风险媒介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九期，1995年6月。

米歇尔．福柯

1990 《性意识史 - 第一卷：导论》, 台北, 久大桂冠。

米歇尔．福柯

1991 《疯狂与文明 - 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 台北, 淑馨出版社。

周桂田

1994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从神学时期、耶拿时期至「法哲学原理」时期之脉络为诠释观点》 , 台大社会系研究所硕士论文, 台北。

叶启政（主编）

1992 《当代社会思想巨擘》 , 台北, 正中书局。

张锦华

1997 〈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 中研院欧美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

顾忠华, 郑文辉

1993 《「风险社会」之研究及其对公共政策之意涵》,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画成果报告, 台北。

Kellner, Douglas & Best, Steven.

1994 《后现代理论 - 批判的质疑》，台北：巨流。

Anderson, James A. & Schoening Gerard T.,

1996 The Nature of the Individual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Grodin, D. & Lindlof, T. R., ed. 1996,Constructing the Self in a mediated World, Sage.

Barber, Benjamin.

1995 Starke Demokratie - Uber die Teilhabe am Politischen, Hamburg: Rotbuch Verlag.

Baym, Nancy K.

1996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Johes, Steven (ed.) 1996, Cybersociety -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Sage.

Baudrillard, Jean.

1983 Simulation, Semiotext(e), Columbia University.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n andere Moderne. Suhrkamp.

Beck, Ulrich. 1990, Der Konflikt der zwei Modernen, in: Zapf, W. (Hg),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Beck, Urlich.

1993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Suhrkamp.

Beck, U/Giddens, A/Scott, L.

1994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M.

Benson, Thomas W.,

1996 Rhetoric, Civility and Community: Political Debate on Computer Bulletin Boards, i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44, No.3, Summer, 1996.